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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摘自《醫藥經濟報》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生活的質量取決于我們發現了什么——吳帥

   針對發改委將取消低價藥最高零售限價一事，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，取消低價藥品最高零售限價后，將加強價格行為監管，防范企業濫用定價權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。

將一部分藥品劃為特殊藥品，對其進行限價，等于是用行政權力的暴力手段人為“制造”出低價。“它是低價藥”，哦，這只是政府命令的結果。但市場卻是理性的，并且力量強大，不帶任何感情和主觀偏見。人為壓低某一種商品價格，到了一定的臨界點，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，它報復性反彈，想方設法恢復到正常的價格水平。現在，這一幕正在上演。

   限制高價維持低價，迎合了減少吃藥經濟負擔的民意。初衷是沒錯，但事物發展卻是偏偏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。在這種高壓手腕之下，雖然這些藥品的價格做到了多年紋絲不動，讓一部分人得到了實惠。但慢慢的麻煩就產生了。因為無利可圖，醫方不愿意用，藥企失去了生產的動力，最后的結果就是部分藥品出現了斷貨，一藥難求，讓更多的人受到有價無市的傷害。像心臟手術必需的魚精蛋白、治療甲亢的甲巰咪唑、麻醉用藥氯胺酮等這些重要藥品市場難尋，將矛頭再一次指向管理部門——怎么回事?

   這種短缺引起的陣痛，相比價高引起的痛苦，兩害取其輕，取消限價幾乎成了必然的選擇。政府權力再大，也沒有辦法左右所有醫生的處方選擇，無法控制藥企生產的選擇。而限價導致生產不賺錢甚至是虧損，使得藥企很難有熱情與動力去堅持。在以藥補醫的經濟邏輯下，讓醫生使用無利可圖的藥品，對醫院是一種傷害。患者同樣是輸家，有錢買不到救命藥，會讓生命健康利益受損，這是更要命的一種傷害。那些有過切膚之痛的患者可能更容易想得清楚，并且愿意拍掌去支持這樣的拯救廉價藥改變。

   降低吃藥負擔本來就不應迷戀“政府限價”，因為這是違背市場規律的，藥物短缺斷貨是報復性的懲罰，傳遞的信號是“做錯了”。越是進行價格保護限價，越是可能讓藥物生產的熱情受到傷害，難保質量和數量的可靠。偏偏藥品是一種如此重要的商品，與大多數人利益緊密相關，一旦出了問題，就是大問題。正確的排序應該是保障生產—保障質量—保障合理的價格，而不是讓價格要素喧賓奪主。回到個人立場來說，看到一大堆的藥品，第一反應是“有無必要”，而不應該是“貴”。“貴”不完全是壞事，雖然貴不直接等于好藥，但好藥貴畢竟是常態。“無必要”卻肯定是百分百糟糕的選擇，它才是最需要警惕的敵人。

   或者說，真正要降低公眾吃藥負擔，靠降價只不過是一種吃力不討好之舉。還有更多更現實的措施可以考慮：加強對醫生的處方監管，高薪養醫讓醫生擺脫對藥物經濟的依賴；提高醫保報銷水平，藥品的負擔醫保可以報銷得更多；將更多的醫療資源投入到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上來，降低發病率，而不是像現在一樣重治輕防，頭重腳輕。這些，可能是減少公眾藥物負擔更見效的明智選擇。